“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

　　采访对象：黄建兴，1948年1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业局副局长，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991年1月起历任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处长，1998年4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农经委主任，其间借调国家林业局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2011年1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建兴家中

　　采访组：黄建兴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您也在这一时期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90年代末你们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请您谈谈你们一起共事的情况以及您对他的印象。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那时，福州市有五区八县，农村工作占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为了加强市里对农村工作的协调和推动，提出让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过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市领导工作。经过市委组织部推荐，我于1990年5月就任此职。从那时起，我与习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触。

　　在工作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为民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习近平同志的血脉。这里列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妥善处理1990年连江县琯头镇官岐村发生的“8·2”恶性群体性事件。当时，福州久旱不雨，镇上派工作组到官岐村协调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发现一位农民私自扩大农田进水口，大发脾气，争执当中把群众推倒在水田里。事情发生后，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这名干部见势不妙，跑离现场向镇党委负责同志汇报，说官岐村农民造反，应马上派人教训一下。镇领导没有认真细致了解情况，头脑一热，当即组织几十个人把村子围起来，打骂群众，冲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琯头镇是侨乡，海外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侨民知道这件事之后都很生气，组织人到市里反映，要求严肃查办。他们手头掌握了一份记录现场过程的录像，表示：“如果市里不能解决，我们就到省里去告。如果省里还不能解决，我们就通过侨界告到中央去！”事态进一步恶化。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市任职不久。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处变不惊、非常沉稳。经过初步了解，他指出：“群众是占理的，干部野蛮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当机立断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然后做好安抚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这个调查组由公检法等部门的十多位同志组成，让我带队。临走前，习近平同志特别叮咛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护，要多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地工作，调查组稳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实情况，回来后向习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书记办公会作了汇报。他听取汇报并看了相关录像，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处理的宗旨，就是为民伸张正义。对欺压百姓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市委秘书长林文斌同志向连江县委县政府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县里及时处理了殴打侮辱群众的干部，并安抚了受害者。由于事情处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众的谅解。调查组离开时，村里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还放了鞭炮，连江县的海外乡亲也口耳相传，大家都称道习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过这件事，我对习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证了我之前听到的他在宁德地区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么年轻，却敢于担当，能够秉公处事，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实在令人钦佩。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98年，那时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直接为他服务。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调研，晚上8点多返回福州市区途中，遇见一起卡车和摩托车相撞事故。习近平同志看到骑摩托车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车下去看看。我们都劝他，交警已经到位了，就不用管了，还是继续赶路吧。习近平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倒在那里的如果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会不会下去。”他下车察看后，马上叫人拨打120，接着俯下身握住伤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帮忙呢。”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等伤员上了救护车，习近平同志反复叮嘱一定要抢救过来，然后才回到车上。在返城的车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得出来心情很沉重。车上静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坚持下车去看望伤者，是因为他确实把群众当作了亲人，十指连着心。

　　习近平同志还真诚爱护着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1987年，省委办公厅要调我去工作，但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一直没去。1988年夏天，我忙于抗洪，疏于照顾家中孩子，耽误了医治时间，17岁的儿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离世。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给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几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办公厅又动议调我去，这次是通过习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我说：“习书记，我不想去省里工作了。”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想的，跟我说说。”我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所遇到的这种打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是，过去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千万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调到省里面，工作忙一点，还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也是有好处的。”我说：“您这么理解和关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想跟着您好好工作。”他对我说：“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长着呢！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共事。”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也并不多，但他这么大的领导，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跟我聊家常、谈心事，不摆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贴心体己话，都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习近平同志马上拿出抽纸递给我，让我擦眼泪，临别时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我一个劲地重复着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一直思考和推动生态省建设，您先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又到省林业厅当厅长，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吗？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任专职省委副书记时，主管农业农村和统战双拥等几块工作，我在省委办公厅为他服务。那个时候，他对生态省建设就有很多思考，曾说过：“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199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武夷山市调研生态保护，在车上利用空隙时间给我们上生态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美国夏威夷岛当地政府想利用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农牧渔业来繁荣经济，当地议员和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利用这个自然优势，把生态环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终，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退耕退渔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岛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习近平同志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武夷山应该把自然生态保护好，这是关系武夷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生态建设还是一个新名词，但在习近平同志的头脑中，生态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强烈。

　　1999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平潭考察沿海防护林。当走到芦洋乡洋中村时，知识渊博的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起乾隆十四年当地发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实，当时全村无人幸免于难，只逃出一只小猪。随行同志听了之后，都笑了出来。他立刻严肃批评说：“你们还笑得出来，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环保的反面教育基地，让子孙后代都明白生态保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后来，我到省林业厅工作，根据他的指示精神，在当地建立了十八村森林公园。

　　2001年，担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规划。2002年，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同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一。从此，福建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此后，福建作为样板，带动了全国十几个生态省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讲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往事。2002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从福州前往武平县调研。车过闽侯县祥谦镇五虎山下时，我向他介绍了五虎山的神奇之处，其山顶平如桌面，五个山顶就是五个桌面，无论是山体面貌还是生态环境，都堪与只有一个平台的世界名山南非开普敦的“桌山”媲美。习近平同志非常感兴趣，立即交代司机慢慢开，边看边感叹：“这五个山头虎虎生威，真是神奇之山，离市区又这么近，以后将是福州百姓的好去处。”他还说：“我在福州工作时，请新加坡专家参与制定福州市总体规划，以八一七路为中轴线，延伸到这里，应该是福州南向最大的案山。”他对我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你们林业厅应把这一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好，决不能被破坏掉，否则大自然不会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我出差回来后立即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和规划。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虎山2004年就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之后又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方圆4万多亩的生态风貌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福州市民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高瞻远瞩，以五虎山的环境优势和区位优势，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要大兴土木搞大建设，估计早已面目全非，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前不久，闽侯县学习借鉴尼泊尔的经验，决定在五虎山启动实施“国际百里徒步线路建设计划”，保护发展五虎山迎来更大机遇，将为福州和全国人民生态体验、休闲度假和环境教育提供广阔空间。

　　2002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视察特大洪灾灾后恢复情况时指出：“现在看青山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

　　在“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基础上，福建创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特别是2014年，福建有34个县（市）不再把GDP纳入考核范围，而是把林业的“双增”目标纳入年度考核，将森林覆盖率作为重要指标，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同时，福建还建立了森林资源保护问责机制，对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在生态省建设中，福建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区、沿海防护林、重要湿地等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同时也加大了林业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力度。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征森林资源补偿费，并且逐步完善了森林生态的补偿机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和他2005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一致的。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都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的生态理念一脉相承。

　　采访组：福建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主导的。当年，他是怎么提出这项制度改革的？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1996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沙县调研奔小康和农业农村工作时指出：“要考虑林业产业化问题，既然沙县是林业大县，除了要一个林业生态效益外，还应该要林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把林业当成产业来办。我省是全国的林业大省，林业也是我省的支柱，这个文章大家要共同来做好。”这个提法与当前习近平同志为福建提出来的“生态美、百姓富”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曾对我说：“福建林业曾经辉煌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各种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多。如果不改革，总有一天矛盾会大爆发，必须首先在林业经营体制上动手术。我们干林业，不能只见林不见人，林是人造出来的，首先要研究造林的人对林子的利益关联度和关注程度，千方百计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这是林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厅长，他专门找我到办公室深谈了一次，谈话的主题就是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他说：“集体林本身就是村民集体共有的，应该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能不能把林地当成农田一样家庭承包到农户去？”我当场表示：“这个想法很好，我上任后的这段时间，主要花时间找省、市、县三级林业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们的共同意见，就是林业要发展必须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武平县委县政府今年4月已经出台了关于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

　　习近平同志说：“好，我们近期抽时间到武平调研一下，先搞试点。”他还提醒我：“此事要慎重，因为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有些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的局面，所以中央暂停分山到户。到现在，能不能分山到户，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态度。我们只干不说，试完再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在福建大力推动林权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动因？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分管农村农业工作时，经常深入山区林区调研，十分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这促使他下决心推动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动因，就是“形势所迫”。当时，福建在林业方面有五个困难：一是造林难。群众有句顺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门山，年复一年还是一片光头山。”二是防火难。群众不但不担心森林火灾，反而还盼着等火灾后上山砍烧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有一位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山林着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赶过去，群众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帮忙救火的，还说风凉话：“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每场森林火灾，部队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众却袖手观火，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乱砍滥伐严重。当时全省规模不等的乱砍滥伐事件，一年高达万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年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现象。四是技术推广难。几十年来，我们林业科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农民没有造林积极性，即使有了技术，也难以推广。五是干群关系处理难。农民常说：“集体林干部林，群众收入等于零。”这句话并不夸张，事实也确实如此。哪怕是重点林区的村，农民从林业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农民称“村里面的林业收入是补不完的干部补贴，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办不完的‘公益’事业”。一个时期以来，涉林腐败案件频发，干群矛盾加深。正像习近平同志预判的那样，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矛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二个动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誉为“绿色的金库”。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变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这让老百姓怎么办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着“分山到户”，却没有盼到。当时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却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业实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体林，所以老百姓盼着分山，也没盼到。到了80年代，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但是也没有搞彻底，那时候很多人有山无证或者有证无山。后来，两山并一山，逐渐演变成了“干部林”，使群众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说：“千年铁树开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户），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家。”可见，老百姓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林权制度改革。

　　以上这两点，我理解，就是习近平同志推行林权制度改革两个最重要的动因。

　　采访组：当时搞林权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风险的。请您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同志有魄力进行改革探索呢？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有这个胆量，首先来自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自他对土地政治属性的深刻理解，来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历史担当。土地，是政治问题，也是民心问题。

　　之前分山到户造成乱砍滥伐，现在搞分山到户有没有风险？林改之初，习近平同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改革20年了，党的农村政策一直稳定向好，这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农村干部素质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重要社会因素。只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对头，就是有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对推进这项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跟我们畅谈土地关乎民心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中国共产党靠着“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亿万民心，所以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还说，领导干部必须有爱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一旦对人民承诺了任何事情，就必须兑现。该做的事情不做，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宗旨。

　　当时，我们也为习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年轻的省级领导，敢冒这个风险，只能说完全是出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怀。十几年过去了，回想习近平同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敢于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解决的林地使用制度这个难题，足见他的胆略气魄和政治智慧。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试点？

　　黄建兴：从全国来说，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还没有先例。习近平同志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经过再三考虑，我们选在武平做试点。武平县位于龙岩市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试点得到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要解决“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当时，既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大家在摸索中进行改革，各种争论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张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户，体现公平优先。另一部分人主张大户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山林的生产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只有大户承包才能经营好，体现效益优先，采用竞标办法把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关键时刻，2002年6月21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林改，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到山上。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农田承包必须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国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地确定了林改的正确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与几十年来多次的林业改革最大的差别，就是触及了产权。习近平同志说，多少次的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因为都只在管护责任制上兜圈子，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在他的指导下，林业厅2002年8月邀请国家林业局法规司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领导和专家就林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模式。后来，这个创新模式被推广到全省，还被吸收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中。福建林改为全国林改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健全机制对林改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林改是很难的问题，而且是老大难问题，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所以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由书记亲自抓。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县直接领导、乡镇负责组织、村具体实施、部门积极配合”的林改机制，后来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县还建立了三级书记抓林改的格局。

　　我听说，2012年3月，已在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同志看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代表时，还对武平林改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可以看出，他对此是十分满意的。

　　采访组：您认为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黄建兴：改革成败要用时间来检验。从武平试点至今已十几个年头，可以说改革是成功的。林改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经验是正确的改革道路选择。在林改前期，我们召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多场研讨会，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辩论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要彻底就要走林地私有化的道路，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走老路，“大一统”，现在生态优先，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大量增加，还是继续由村组织统一经营。武平的试点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既不走私有化邪路也不走“大一统”老路的新办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前提下，巧妙地将林地承包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视同用益物权，在承包期内，享有对林地的占用、使用、处分、收益的物权地位，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真正落实到农户，确立了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新型物权关系。这是武平林改的正确道路，也是习近平同志肯定、支持和引导的林改之路。

　　第二条经验是一揽子制度设计。武平调研回来后，习近平同志叮嘱我要总结好武平林改的基本经验，并对全省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它就是一张设计图，就如同好的建筑物离不开好的设计图，林改要成功，制度设计是关键。根据他的指示，在武平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省开展林权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提出了对策。在法律层面，我们提出来要按照现行的《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为依据，依法改革。在工作步骤上，要求先行试点，然后推开。在工作方法上，由省、地（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林改，省抓县、县抓乡、乡抓村，实行包片、包村、包户、包山场地块的“四包”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为保证改革效果，政府还成立改革督察小组，对林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处理林情差异上，根据林农对山林的依赖程度，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村而异，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照法律，协商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有预案，暴露出来的矛盾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这次改革推进很顺利，不管武平县，还是福建省，开展都很顺利，风险也都得到有效管控。习近平同志于2002年10月调离福建，但是在他任上已绘就了林改设计图。我两次去浙江看他，他还十分关心地问，福建省的林改文件出来了没有？文件一定要出好，林改才能获得最后成功。他还指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树要怎么砍？”——一定要改革采伐制度；“单家独户怎么办？”——一定要走联合道路。根据他的思路，我们深入调研，创新思维，在省委省政府关心和支持下，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于2003年9月正式出台。后来，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的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历次改革大多数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岗村改革是这样，这次林改也是来自武平县农民的首创。这么浩大的改革，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后来，我们在武平的林改，乃至福建的林改，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规定村里的改革方案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林改的程序、方案、内容和结果都必须向全体村民公开。分田容易分山难，山有好山、坏山，阴坡、阳坡，林有商品林、公益林，幼林、中龄林、成熟林，神仙都没办法分好，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来讨论，就让他们争吵个三天三夜，最终理由吵明了，人也吵累了，大家都互让一步，意见统一了，问题自然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些后怕，当时我们估计这次改革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有可能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然而我们采取“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包办代替”的办法，形成了和谐改革大环境，全省都很平稳，这就是林改成功的一大法宝。

　　林改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不等于各级党组织甩手不管。我们强调五级书记抓林改，不但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巨大组织力，保证了这次林改的成功。

　　采访组：怎样评价林权制度改革的历史意义呢？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不但得到老百姓拥护，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同志曾这样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亿万农民自行创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人力资本从此有了极大的活力，它不仅能更好地利用物质资本，创造财富，而且能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正如改革开放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一样，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土地，体制一改变，奇迹就产生了。当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主要依靠农民创业积极性的调动，今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同样如此。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也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绿色改革与绿色发展，是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集体林改基于林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提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个目标，初步达到了“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的。国家林业局每年发布的林业改革报告中的数据表明，集体林改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效益的统一，为深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规模如此之大、涉及人口如此之广的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经过几年时间已基本完成主体任务，这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央党校教授李兴山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是在改革范围上的突破，从耕地改到林地，形象地讲是从平原改到山区。第二是在改革深度上的突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真正意义上产权量化的改革，实现了产权交易。我国592个贫困县中，有496个在山区。林改在中国怎么评价都不算高。

　　有国外专家评价说：中国林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也是最为成功的一场林业改革。

　　林改，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农村搞的试点开始，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十几年的时间，林改已在全国推开。

　　我们常说：“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农民对自己所有的山林产业非常重视，他们把自己的重要证件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一看，是结婚证、房产证、林权证。有了林权证，农民就像吃了定心丸。农民过去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今，这山林就是他们重要的财产。俗话说：“人有恒产才有恒心。”只有老百姓对山林有了自主权，才会真正用心地去经营、管理，并且从山林里得到更多收入。

　　林改也让党和政府得到了民心。有一个村子，村民自发集资在村口立个大石碑，把林改功绩刻在上面。人类有史以来，能储存最久的信息，就是石刻，它比印在纸上、刻在木头上的信息都要保存得久远。所以，习近平同志推行的林业制度改革让农民有了林权证，这是民心碑、千年碑。从这个角度说，林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林改本身。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酝酿策划到开展试点到全面推广，都是习近平同志倾心倾力，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尤其是他提出的“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句话，体现了顶层制度设计的理念，把握了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四个关键问题，针对性地推出改革举措，为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获得成功、在全国平稳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